但是，隋代的王通呢？唐代的韩愈呢？他们的重要程度如何评估？这些可能就会引起争议。

其三，多领域治理结构。一方面，为避免损及社会活力和增加国家负担，对于各种关系纽带尽量不要采用社会规范备案审查等直接干预方式，而是可以通过加大公共性纽带供给予以结构调整，采用明确法律底线要求、司法个案救济等方式来预防和矫正各种关系纽带对法治的背离。

同样面对西方法治危机，他没有把各种形式与实质、薄与厚的法治版本当作全部可选择范围，而是从社会维度的缺失中揭示出西方法治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若仅限于此，则容易导致法治社会的虚化、泛化和空心化。不过，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全部社会生活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等表述看似相近，实则蕴含对社会的认识差异，由此导致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关系上产生分歧。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载《法学研究》，2020(2)。后者则是国家渗透到社会之中并通过其自身结构来协调社会活动。

不过，由于社会的作用途径及其承担的功能要求的差异性，这些目标在抽象层面上相互兼容，在实现过程中则可能互相抵牾(例如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⑩这些重大改革既需要法治的支持保障，同时也推动着法治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只有充分发育的社会才有可能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制约，而且国家权力往往深受其身处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塑造。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274页，人民出版社，2018。(30)第四，在整体架构上，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日趋复杂，许多国家在推进社会自治或者善治过程中不断减少法律干预，却又通过福利授予等实体规则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持续介入社会乃至个体生活。⑦其二，碎片化导致的诉求表达障碍。只讲求法律的守法主义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反而不利于法治信仰的生根成长。

一方面，社会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参与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构造等多个途径对法治的理想产生影响，且这些影响往往并非同频共振。由此表明，当前我国对法治社会的认识并非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对其依托什么观念、依靠哪些主体、凭借什么依据、采用哪些方式等问题提出了系统方案。

(一)法治社会的外部构造法治社会的外部构造主要涉及社会通过何种方式参与法治的构成，具体表现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当然可以否定某些利益关系或者赋予个体以某些新的权利，能否实现却往往取决于相关社会条件是否成就。国家权力无力也不合适对所有社会关系进行直接规制，仅凭个体行动也不足以形成良善秩序，许多社会关系是由社会自我调节的。内容提要：法治社会是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法治范畴。

(36)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235、23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其一，基础在于充分激活社会自身活力。(37)Gunther Teubner."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m Law".Law Society Review,1983,17(2):257.(38)(39)(4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484-527、535、541-5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在事实层面，法治所涉各类主体、机制及其基本框架都内嵌社会要素。

前者破坏法律的普遍性和自治性，表现为国家公开干预以前不属于其控制的领域，日益卷入重新分配、规定及计划的任务之中，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条款的使用迅速扩展，以及法律推理从形式主义和程序公正转向政策导向和实质公正。(74)《纲要》将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原则之一，而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战略地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得以不断提升和全面展开。

国家权力扩张不仅仅因为社会领域的扩展，更重要的是社会碎片化导致国家不得不直面之前由单位、农村集体组织等承担的大量事务，需要应对这些组织内部纠纷预防解决机制的衰落所引发的矛盾外溢、激化和增长。(12)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5)。

其二，国家责任增加引发的治理负担加剧。(26)M.Galanter.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The Classic Essay and New Observations.Quid Pro Books,2014,pp.iv-vi.(27)M.Castells."Internet:Utopia,Dystopia,and Scholarly Research".In M.Graham,and W.Dutton(eds.).Society and the Internet:How Network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Changing Our L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vii-ix.(29)A.Vermeule.Law's Abnegation:From Law's Empire to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16-219.(30)M.Cappelletti,and B.Garth."Access to Justice:The Newest Wave in the Worldwide Movement to Make Rights Effective".Buffalo Law Review,1978,27(2):196-292.(31)R.L.Abel."The Contradictions of Informal Justice.In R.L.Abel(eds.).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Justice".Academic Press,1982,pp.267-310.(32)A Bedner."The Promise of a Thick View".In C May,and A.Winchester(eds.).Handbook on the Rule of Law.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2018,pp.38-39.(33)P.Tiedemann "The Rechtsstaat-Principle in Germany: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Now".In J.R Silkenat,et al(eds.).The Legal Doctrine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Legal State(Rechtsstaat).Springer,2014,pp.182-190.(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9-19、22-29、59-61、67-80、86-128、131-13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综合前文分析，或许只有个体尊严和主体性地位获得确立而相互间又能维系信任和合作，才能既保障权利又不陷入权利话语的穷途末路(67)，既促进社会调节又不至于出现幽闭生活，在外部构造上控制和支援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从而实现保障个体权利与维系社会纽带、强化国家能力与促进社会自我调节、维护社会秩序与确保社会活力的辩证统一。事实上，法治的规范体系历来包含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协同作用。⑥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5)。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既有研究更多只是将法治社会当作一个实践命题。

(14)张清、叶嘉敏：《包容性法治理念的核心要素与实践理路》，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55)国家权力由此可以在保持控制的同时无须介入大量实际事务，避免直面许多社会矛盾，同时还能从这些基于自治、共同体或者同意的治理中汲取权威认同和正当性资源。

特别是因社会转型、科技发展和跨国交往产生的非常规纠纷和非传统安全，⑤国家权力难以凭一己之力即能妥善解决，常常面临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斗争与协作等复杂形势。这种解析不是将社会仅仅当作法治的外部条件、运作环境或者作用对象，而是立足于法治框架中社会与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的内在关联，从个体解放与社会团结、国家权力控制与支援等内外构造中既说明了法治社会为何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同时也说明了法治社会离不开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目标指引、引导介入和重点突破，进而对一体建设中的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做出了整体阐释。

(15)张清、武艳：《包容性法治社会建设论要》，载《比较法研究》，2018(4)。所有关系纽带都能为个体解放和社会团结提供支持，但种族、宗族等传统共同体往往建立在成员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公共性程度较低，更容易与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发生冲突(69)，并在当前的社会变革中已然遭遇严重冲击。

长久以来，我们在法治理论上一直是西方的跟跑者，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存在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我国不具备西方的社会基础因而难以建成法治。因此，寄望回到传统共同体或者主要依靠这些关系纽带来建成法治社会是不现实的，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心应在于构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互动承认的公共性纽带。一个概念包容的内容越多，操作意义往往越模糊，由此提炼的法治社会构造的不确定似乎在所难免。在价值层面，社会是决定法治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内在关键变量。

⑩(1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104、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例如，社会既要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制约又要为其提供必要支撑，既要保障个人权利又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纽带，既要促成社会自我调节又要避免出现幽闭生活。

前文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一体建设和法治社会的重要论述和规范性文件对法治社会的这种理解做出了分析说明。因此，为了认识和回应社会变革给法治带来的挑战，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什么样的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有效地构成法治。

(58)(二)社会视野中的个人权利在传统法治框架中，国家权力控制与个人权利保障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必然也会影响到个人权利。因此，为解析法治社会范畴并揭示其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所展示的研究方向值得充分重视，但还是应当回到他所偏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对法治、社会及其关联做出更现实的分析。

通过把法律植入社会的构成与变迁，哈贝马斯提出一种将社会纳入法治框架的理论构想。而这种社会的形成既需要尊重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纽带，更需要国家权力积极作为以确立和强化法律等公共性纽带，通过这些纽带的结构调整以及对个体的必要帮扶以确保个体的自由平等交往。一方面，个体在法律上的地位及其权利有赖于国家权力的明确，但这通常只是对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选择和承认。(68)各种关系纽带中的个体解放与社会团结的关系形态不尽一致，但它们对于个体权利的承认和实现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在法治的历史上也一直发挥着社会自我调节、辅助法律运行、维系社会多元等作用。

其三，关键在于确保个体自由平等交往的能力。在社会变革及其影响的诸要素中，他着重讨论了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两个方面。

(72)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有研究针对法治社会提出多种解读，围绕一体建设也涌现出三者并列、法治国家为体而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翼(面)的一体两翼(面)、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二元并存等不同主张。

其一，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清楚地表明三者不是并列或者并存的关系，而是从目标及其实现的重点、基础等不同维度对同一个事物(法治)的阐释。例如，从利益的组织表达来看，既可能形成利益群体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广泛代表性、进而影响国家的多元主义，亦可能是某些中介组织形成整合其领域利益和意见的垄断地位、获得国家支持并与之建立常规联系的法团主义。